⑤马克思则从历史观的角度明确了人的主体地位，他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民事诉讼理论将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视为一种历史趋势，责任自负是现代当事人的核心特征，其基本假设是当事人具有诉讼能力，法官不需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作过分的考虑，对群众进行诉讼的过分照顾反而是没有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错误思想。执政党通过司法政策力求做到对司法之中弱者的帮助，避免精英化程序主义造成的专业壁垒，以便在最终的司法效果上能够实现大体上的平等。

[68] 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30页。[⑨] 参见程金华、吴晓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71~173页。重要的是，影片向我们展示了改革时代觉醒之后的农民形象。在法律程序中失语的大多数并不会在政治上失语，对司法不满的当事人会继续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导致了信访、上访的剧增，也在司法活动中带来了判决结案的限缩和法院调解的回归，进而形成了判决与调解之间的钟摆。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③]近些年来，随着司法责任制等措施的推进，人民法院大踏步地迈向形式主义法治。理想的当事人具备诉讼能力、责任自负，无需法官担忧，在案多人少的压力之下，司法决策层更有动力将举证责任转嫁给当事人，这从2001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便可初见端倪。[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页。

(18)这就是孙斯坦所言之信息茧房。基于理性，人能够认识到自身与其他主体的不同，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习得荣辱曲直，于是作为独特类别的尊严感由此得以确立。(40)法理学需借助有力支点着力区分人和人工智能，以正视听。部门法思维因其明显的具体问题导向和技术性，无法从整体上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困境进行反思并提出宏观的解决方案。

郭剑平：《制度变迁史视域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诠释》，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6期，第123-133页。如果被赋予法律人格，那么人工智能便可与人在法律上位于同列，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对人的主体性造成冲击。

虽然当前人工智能在宪法上并未直接构成对公民地位的冲击，但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降低将导致其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毕竟公民是因为其实在的有用性而在公共权力框架中享有一定地位，近代以来公民的崛起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李开复：《十年后50％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载《智能城市》2017年第5期，第4页。(一)主体性遭遇挑战之后的法律体系 尽管法律体系在当前依然比较稳固，并未因为人工智能对主体性的挑战而出现根本性变动，但是，变化已经在某些层面发生。Waymo公司在美国凤凰城正式面向一般公众推出取消安全员的Robotaxi。

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其能够从事一定的工作并作出贡献无法分离。(36)人的实践生活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实践生活的要害是人作为主体的生活，而非作为工具活着。就第一个层面而言，人之所以是主体有其自身规定性特征。教会对天恩灵光所启示的真理拥有绝对权威，与此相比，理性之光则黯然失色。

在这些行业中，人工智能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辅助管理，而是直接管理。信息茧房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在交流的世界里，只听到自己选择的声音，只听到令我们感到舒适和愉悦的声音。

为了确保社会的有序运行，增强民众的安全感，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必要性，不过，应用范围是否需要如此广泛则值得商榷。就如同社会，政治共同体由人构成和运作，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作为类的人一定发挥主导作用。

人处于人工智能之下的情形很多，此处以具有管理功能的人工智能为例进行论述。在各种冲击之中，最根本的是对人之主体性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后，法理学需凸显人的独特性。(39)而道德主体性所必备的第三项能力，即正确理解并运用道德规则的能力，也是人工智能无法拥有的。(44)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和法律拟制的形式性是支持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两个理由。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2015/2103(INL))(European Parliament,16 February 2017) para.59(f). (32)参见雷磊：《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三重关系》，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2期，第18页。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人在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今天还不至于如此，但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第一，人工智能与人将出现法律人格混同，人之主体性因此遭遇法律上的侵蚀。因此，从总体上看，道德主体性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

人工智能尽管可以被设定作出一些与道德相关的行为，例如提醒司机系安全带，但是，这些行为仅仅是固定程序设计的结果，并非真的内嵌了道德判断。如果说部门法的思维主要着眼于新兴事物的合理规制，那么法理学就必须从整体性的角度反思人类命运问题，以避免片面的考量危害人类的总体利益。

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其次，需反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以防止人工智能在法律上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直接破坏。(二)自主决定遭遇削弱 自主决定是人之为主体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之际，自主决定在多个层面受到削弱，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对隐私权的限制导致自主决定不再完全自主。⑩参见李德顺：《价值论—— 一种主体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8页。

这些挑战已经对现有宪法框架构成潜在威胁并带来了法律上的难题。动物和非智能机器都是纯粹的工具，他们不能完整自主地工作，需要人的参与。

因为人若无主体性，人自身的存在便无当前所言之意义，而若人的存在失去真正的意义，则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价值便丧失存在依据。虽然这种下降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公共权力已经悄然发生些许结构性变化。

法理学的此种姿态与法律应有的保守性相一致。不过，要将主体性落实到特定人群或者个体，积极作用便值得讨论。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当然，即便人工智能的自由选择也是一种有限度的选择，人工智能是在程序员设定之下作出选择，与人完全基于自身判断进行原初性选择不一样，其只是一种控制之下的选择。因为人工智能通过单一化信息推送，左右了人们的信念，而该受控的信念又是人们作出决定的基础之一，由此，所谓的自主决定其实并不自主。如果纯粹就事论事，迁就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么法律制度就会沦为技术的附庸，而无法从自身固有的规律和价值出发，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的调控。

相对于指纹、虹膜、步态等其他生物特征数据识别，人脸识别在本质上可以便捷地通过非物理侵入的方式唯一地确认人的身份，使一个人的行为与其唯一身份的关系得到认定。行为自由是自主决定的外化。

(40)赋予人工智能道德主体性的观点采取了一种上帝视角。(30)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273页。

具有管理作用的人工智能对人进行控制是一种既存事实，如果人工智能在法律上是一种工具，则人们虽然感觉到受制于人工智能，但还是会认为其背后的人起到了更大作用，毕竟人工智能因无法律人格而不具有与其职能匹配的主体资格。正是由于人在生产和消费两端的无可替代性，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得以确立，而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崛起亦以此为基础。